摘自王德威：〈後遺民寫作〉，《印刻》第壹卷第壹期，2004.9，頁124～137
他們「都與近代以來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保持著比較密切的精神聯繫，要麼具有復興中華文化的信念，要麼通過漢語寫作來承續這一傳統」。而他們的書寫主要特徵顯現在「移民式的流動性與對於語言和精神文化的近乎迷戀的記憶和分析……」，他們透過「美學或文學理論的建構……尋找安身立命之道」。準此，徐復觀的思想探討，王夢鷗的美學理論，余光中的詩歌，白先勇的小說，都可以作如是觀。……「新遺民」作家對文學與理論的美學建構，的確為前所鮮見。然而如果我們要強調此一美學傾向的歷史特殊性，就必須打破狹義的文字框架，不僅探問當時的文人如何寫歷史，也探問歷史如何「寫」文學。如此，淺白如反共文學，感傷如懷鄉小說散文，就都應該涵蓋在新遺民美學辯證之內。（頁24-125）
遺民指向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。作為已逝的政治、文化的悼亡者，遺民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搖搖欲墜的邊緣上。就此，後遺民的「後」就頗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。但事實不然，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，正統的替換遞嬗，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，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，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。（頁125）
就著德希達的立論（按：魂在論），我們可以談後遺民「不識時務」。他打開潘朵拉的盒子，一方面指向了遺民時間、記憶的終極散亂，另一方面卻又可能延續並且誇張遺民意識的先驗我執。既然時間的軌跡已經錯亂，記憶的方法已經開放，那麼後遺民所經歷的失落感覺，以及難以割捨的愛憎，就不再為制式思維所限制，而可以成為一種無限衍異的負擔或陷溺──如幽靈的魅惑。（頁125）
上個世紀末離散論述（diasporic theory）曾經成為顯學，後遺民寫作宜乎成為台灣現象的獨特表徵。對後遺民作家而言，離散不是一了百了，而是該完不完，或完而不了。最刻骨銘心的離散，來自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，還有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。時空繚亂，肉身凋零，該記得的怎麼就忘記了，不該想起的怎麼又想起來了？果真如此，死亡到底是離散的句點，還是逗點？是在這一關口，離散與書寫（或記憶敘事）形成微妙的拉鋸。那斷裂的創傷是講不清，寫不盡的，而書寫總只能寫出後見之明，注定是永恆的悼亡姿勢。然而沒有了書寫，離散也就更難留下任何將被忘記的痕跡了。前面已談過「遺」的修辭術。「遺」是失去，是後無來者，但「遺」也是流傳，是存亡續絕。藕斷絲連的欲望油然興起，想像的鄉愁開始蔓延。完不了的，我們彷彿聽見作者們喃喃自語著。（頁126）
把失去、匱乏、死亡無限上綱為形上命題，這才是後遺民們的歸宿。千百年來那些能遙念君父、涕泣不已的孤臣孽子畢竟是幸福的。朱天心的問題是，被拋擲，或自願放逐，在歷史的軌道外，她警覺（或嚮往！）自己已成為宇宙洪荒的過客，時間鴻蒙的遺民。／／當時間不再意味清楚的意義線索，敘事秩序注定崩解，《漫遊者》以其廣袤的空間意象，捕捉生命的殘骸遺蹟。（頁128）
舞鶴的後遺民敘事……一種「餘生」的記憶與書寫。這樣的書寫總是以死亡為前奏。浩劫已經發生，宿命無從豁免；置身其中，舞鶴和他的角色們苟且偷安。他們所面臨最大的挑戰，不是來日無多，而是來日方長。死亡與頹敗成為一場漫長的等待，所謂生命的殘局原來要花上一輩子來收拾。（頁頁129）
「我並非偶然到川中島。單純因為『餘生』兩個字讓我居留下來，我想真實體會『劫後餘生』而『事件』只是必須觸及的因緣」。這是一針見血的告白，引導我們再思舞鶴所強調的餘生的「同時性」。用他人的創傷澆自己的塊壘：偶然與應然，當下與歷史、此生與他生，在此相互照映。我們想到阿多諾描寫班雅明的話：「他不只是急切的想喚醒已成化石了的事物，被凝結的生命──像寓言所為──更要檢視活存的事物，視活存的事物為遠古的、太初歷史的，因此猛然釋放出它們的意義。」（頁130）
時間、意義的毀壞打從頭開始就是他書寫的徵結。這是駱以軍後遺民敘事的起點。黃錦樹曾以〈棄的故事〉來綜論駱以軍的敘事、時間美學。相對於遺民的「遺」，駱以軍所耿耿於懷的是「棄」，一種莫可名狀的被拋擲、廢離的境況。時間成為棄與被棄的見證，書寫正是棄與被棄的軌跡。創傷於是必須被看作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存在條件。……在尋找出路時，駱以軍將這「本源的棄」敷衍──也延異、偽託為「歷史的棄」。（頁132）
駱以軍的死亡書寫指向另一可能。如果邱妙津視死亡為生命敘事「漫漫長夜」的結局，駱以軍卻正以此為開始。文字不再是那通透現實、真諦的法寶，而是一種不透明的媒介，一種像是遺蛻般的東西。怎樣學著在「漫漫長夜」摸索前行，學著排遣像潮水般去而復返的悲傷，是倖存者後半生的功課。（頁132-133）
他們「都與近代以來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保持著比較密切的精神聯繫，要麼具有復興中華文化的信念，要麼通過漢語寫作來承續這一傳統」。而他們的書寫主要特徵顯現在「移民式的流動性與對於語言和精神文化的近乎迷戀的記憶和分析……」，他們透過「美學或文學理論的建構……尋找安身立命之道」。準此，徐復觀的思想探討，王夢鷗的美學理論，余光中的詩歌，白先勇的小說，都可以作如是觀。……「新遺民」作家對文學與理論的美學建構，的確為前所鮮見。然而如果我們要強調此一美學傾向的歷史特殊性，就必須打破狹義的文字框架，不僅探問當時的文人如何寫歷史，也探問歷史如何「寫」文學。如此，淺白如反共文學，感傷如懷鄉小說散文，就都應該涵蓋在新遺民美學辯證之內。（頁24-125）
遺民指向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。作為已逝的政治、文化的悼亡者，遺民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搖搖欲墜的邊緣上。就此，後遺民的「後」就頗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。但事實不然，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，正統的替換遞嬗，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，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，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。（頁125）
就著德希達的立論（按：魂在論），我們可以談後遺民「不識時務」。他打開潘朵拉的盒子，一方面指向了遺民時間、記憶的終極散亂，另一方面卻又可能延續並且誇張遺民意識的先驗我執。既然時間的軌跡已經錯亂，記憶的方法已經開放，那麼後遺民所經歷的失落感覺，以及難以割捨的愛憎，就不再為制式思維所限制，而可以成為一種無限衍異的負擔或陷溺──如幽靈的魅惑。（頁125）
上個世紀末離散論述（diasporic theory）曾經成為顯學，後遺民寫作宜乎成為台灣現象的獨特表徵。對後遺民作家而言，離散不是一了百了，而是該完不完，或完而不了。最刻骨銘心的離散，來自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，還有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。時空繚亂，肉身凋零，該記得的怎麼就忘記了，不該想起的怎麼又想起來了？果真如此，死亡到底是離散的句點，還是逗點？是在這一關口，離散與書寫（或記憶敘事）形成微妙的拉鋸。那斷裂的創傷是講不清，寫不盡的，而書寫總只能寫出後見之明，注定是永恆的悼亡姿勢。然而沒有了書寫，離散也就更難留下任何將被忘記的痕跡了。前面已談過「遺」的修辭術。「遺」是失去，是後無來者，但「遺」也是流傳，是存亡續絕。藕斷絲連的欲望油然興起，想像的鄉愁開始蔓延。完不了的，我們彷彿聽見作者們喃喃自語著。（頁126）
把失去、匱乏、死亡無限上綱為形上命題，這才是後遺民們的歸宿。千百年來那些能遙念君父、涕泣不已的孤臣孽子畢竟是幸福的。朱天心的問題是，被拋擲，或自願放逐，在歷史的軌道外，她警覺（或嚮往！）自己已成為宇宙洪荒的過客，時間鴻蒙的遺民。／／當時間不再意味清楚的意義線索，敘事秩序注定崩解，《漫遊者》以其廣袤的空間意象，捕捉生命的殘骸遺蹟。（頁128）
舞鶴的後遺民敘事……一種「餘生」的記憶與書寫。這樣的書寫總是以死亡為前奏。浩劫已經發生，宿命無從豁免；置身其中，舞鶴和他的角色們苟且偷安。他們所面臨最大的挑戰，不是來日無多，而是來日方長。死亡與頹敗成為一場漫長的等待，所謂生命的殘局原來要花上一輩子來收拾。（頁頁129）
「我並非偶然到川中島。單純因為『餘生』兩個字讓我居留下來，我想真實體會『劫後餘生』而『事件』只是必須觸及的因緣」。這是一針見血的告白，引導我們再思舞鶴所強調的餘生的「同時性」。用他人的創傷澆自己的塊壘：偶然與應然，當下與歷史、此生與他生，在此相互照映。我們想到阿多諾描寫班雅明的話：「他不只是急切的想喚醒已成化石了的事物，被凝結的生命──像寓言所為──更要檢視活存的事物，視活存的事物為遠古的、太初歷史的，因此猛然釋放出它們的意義。」（頁130）
時間、意義的毀壞打從頭開始就是他書寫的徵結。這是駱以軍後遺民敘事的起點。黃錦樹曾以〈棄的故事〉來綜論駱以軍的敘事、時間美學。相對於遺民的「遺」，駱以軍所耿耿於懷的是「棄」，一種莫可名狀的被拋擲、廢離的境況。時間成為棄與被棄的見證，書寫正是棄與被棄的軌跡。創傷於是必須被看作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存在條件。……在尋找出路時，駱以軍將這「本源的棄」敷衍──也延異、偽託為「歷史的棄」。（頁132）
駱以軍的死亡書寫指向另一可能。如果邱妙津視死亡為生命敘事「漫漫長夜」的結局，駱以軍卻正以此為開始。文字不再是那通透現實、真諦的法寶，而是一種不透明的媒介，一種像是遺蛻般的東西。怎樣學著在「漫漫長夜」摸索前行，學著排遣像潮水般去而復返的悲傷，是倖存者後半生的功課。（頁132-13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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